少年丨周大伟：我记忆中的北京三十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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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周大伟：我记忆中的北京三十一中

周大伟新三界 2020-02-26

作者档案

作者近影

周大伟，江苏无锡人。先后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1986年）和美国伊利诺大学法学院（1993年）。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商学院特邀访问学者。1980年代中后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目前在中国和美国两地从事法学教研工作以及企业投资顾问业务。担任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科技法学会理事。著述甚丰。

原题

那个混沌和尴尬的年代

——我记忆中的北京三十一中

作者：周大伟

1974-1976年期间，我在北京三十一中学读初中和高中。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动乱”（还有一种说法叫“十年艰探”）的尾声。直到今天，我也没觉得我的中学时代是个多么美好的时光。回想起来，我对自己这个年龄段所经历的岁月极少心存怀恋，更多的则是沮丧和遗憾。因为，我一直都觉得，那是个混沌和尴尬的年代。

建于1916年的崇德中学（后为三十一中）老校门

校园里的打骂老师现象依旧

当时，尽管已经接近文革的尾声，但在中学校园里，学生打老师的现象偶尔也会出现；但是当众辱骂、羞辱老师的现象仍然非常普遍。

比如，我的同学们常常会肆无忌惮地给老师们起各种外号。看了《列宁在1918》后，有同学们对影片中刺杀列宁的女特务印象极深，就把这个形象和学校里一位外貌有些像外国人的英文老师联系起来，在学校里或课堂上一看到这个女老师，有人就模仿电影里女特务的台词朝她大喊：“给我手枪！给我手枪！”

还有一位物理老师，名字叫朱之藩，个头不高、戴副金属框眼镜，典型的江浙人模样。大家觉得他像电影《渡江侦察记》里陈述扮演的那个国民党情报处长，于是同学都叫他“情报处长”，有人一看见他就大喊：“共军游击队，给我追，别让他们跑了！”

我在美国结识了一对台湾夫妇，记得我在饭桌前给他们讲述大陆文革期间中学生打骂老师的事情时，这对夫妇惊讶得手里的筷子差点掉到地上，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来 —— 怎么会酱紫（这个样子）啊！这对夫妇告诉我，当年在台湾的国中里，如果学生功课不好，班教导常常会体罚学生，用一种特制的木棒打学生的屁股。最近，我读了台湾作者廖信忠写给大陆朋友的书《我们台湾这些年》，书中也提到，他在读中学时，班教导一个接一个念学生的名字，让他们上讲台前来领考卷，然后谁差几分就被打屁股几下，一个班六七十个同学打下来，一天总要消耗几根棍子。到后来，同学们竟互相交流“防痛”的经验，比如在屁股后面打击区放上一些卫生纸或夹板等。同样是中国人的世界，海峡两岸竟是如此阴阳两重天。

当时，那些中学老师们的生活状况也很不理想。给我们教语文课的一位老师名叫周思源，江苏无锡人，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学们都很喜欢听他讲课。记得他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红楼梦》里的典故和隐喻（比如贾雨村和甄士隐的含义），讲鲁迅《且介亭》一书的来由，讲清朝雍正篡改圣旨窃取皇位的传说，等等；同学们听起来意犹未尽。还有一个优秀的历史老师名叫李国政，外表睿智、幽默、谦和，他的中国历史课和世界历史也课极受同学们的喜欢。

这些优秀的老师尽管在校园里看上去穿戴得体、举止儒雅，但是他们的居住环境却十分尴尬，常年和家人蜗居于斗室。据说，后来包括周思源在内的不少优秀教师后来都因为住房等问题不得不离开了三十一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周思源老师在离开三十一中时，用他深情和优雅的文笔给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局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对三十一中的留恋和幽怨。这封信后来被国内各地的很多文摘报转载，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北京中学教育圈。

今天回想起来，我们那一代的中学生们的所作所为，真的对不起那些含辛茹苦地工作的老师们。亲眼目睹这些老师们的生存环境，我自己当时觉得，当一名中学老师，可能是中国这块土地上最辛苦的职业之一。

1975年在三十一中读高中的作者，摄于于上海外白渡桥

接待外宾时的虚伪表演

文革是一个对外封闭的年代。人们没有比较，也就没有十足的苦痛。我们只知道有过几年因为“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的“三年困难时期”，但不知道当年有上千万的农村人饿死这码事情；我们更是听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等着我们去解放，因此总觉得自己其实还是幸运儿，体积不等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便油然而生。

记得当时的三十一中属于外交部特批的对外开放单位，常年有外宾前来参观和听课。外宾来之前，老师事先都会安排几个同学提前“培训”一下，在外宾参观时扮演“主动举手发言的好学生”。如此虚伪和做作的“表演”，当时从上到下都麻木不仁，视为“为国争光”的理所当然的行为。这种方式至今仍然长盛不衰，对青年人的心智发展实属摧残。

我记得，自己就“被安排”过若干次。有一次是在1976年春季，来自北欧国家的一些外交官确定到我们班里参观听课。当时国内正在“批邓”，政治课老师提前一天告诉我，明天你“举手发言”时，要注意联系实际，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记得，我当时装模作样地发言时，那些外宾们还没等翻译开口，就笑出声音来了。估计他们别的没听懂，但是“邓小平”三个字他们已经听清楚了。

因为三十一中距离天安门广场很近，所以学校常常要接受组织学生参加长安街上的大型迎送外国政要的任务。记得1975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我们被安排站在新华门附近的大街两侧，手举纸质花束“热烈欢迎”来访的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上级要求男同学穿白衬衣蓝裤子，要求女同学穿花衬衣花裙子。结果，所有女生都把裙子套在长裤上来学校集合，老师们再三劝说她们不要穿长裤，结果无一人响应。最后，只好同意她们的意愿 —— 等贵宾的车队抵达之前尽快把裤腿卷起来。

今天的新一代大学生们无论如何难以想象，在那个年代，穿裙子是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划等号的，当过中学老师的作家刘心武在小说《班主任》里所讲述的情节，完全是现实生活里的真实写照。

和“右派分子们”的近距离接触

我们当年上中学的时候，还要付出不少时间参加学校挖防空洞的劳动。带领我们这些学生挖防空洞的老师，大多是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这些人当年都失去了在课堂上教书的资格，早年国内著名的华北足球队守门员徐琪老师也在其中）。回想起来，这是我个人生活经历中第一次和“右派分子们”近距离地接触，也是自己少年时期里十分难忘的人生际遇。

我当时发现，这些“右派分子们”几乎个个都是有些本事的人，就连对他们来说属于“劳动改造”的挖防空洞工作，他们都当成一项“事业”来干，从设计到施工，他们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据说，这些建筑牢固、工艺优质的防空洞，如今都成了具有商业用途的小旅馆和商店。

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右派语文老师”在劳动休息间隙，给我们讲古典文学里的人名典故，他告诉我们，很多人的“名”和“字”之间是寓意相通的，比如，诸葛亮的“亮”对应孔明，关羽的“羽”对应“云长”，张飞的“飞”对应“翼德”，赵云的“云”对应“子龙”等等。这让人举一反三地联系到，“泽东”对应“润之”，“介石”对应“中正”，戴笠对应“雨农”等等。可见，在中国悠久的文化里，人们花费了太多的功夫在琢磨这类文字游戏，足可以被有些人称之为“博大精深”了。

梅兰芳的后代

以及胡同里的孩子们

我在三十一中读书时，同学大多属于就近入学，他们都来自学校周边各大胡同包括长安街以北府右街等居民区的同学。当时住在北京胡同里的人不分三六九等，既有达官贵人的子弟（比如梅兰芳的孙辈们或部分高干子弟），也有胡同平民百姓的后代。记得当时班里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公共洗澡堂的搓澡工，他在学校里喜欢教同学们喊澡堂里他父亲常喊的号子：有搓澡的没有？/有！/三毛五，脱光的往里走！……听到男生们厚颜无耻的哄笑，女生们通常会无可奈何地把脸长时间地伏在课桌上。

梅兰芳的遗孀福芝芳就住在学校对面的西旧帘子胡同。所以梅家的孙辈们大多在三十一中读书，其中有几位还是我们同年级的同学。那个年代，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算是有钱人，但是梅家大概是个例外。据资料披露，梅兰芳早年作为自由职业者，他的出场费竟高达十块金条。1956年公私合营改成月薪制后，梅兰芳主动降薪两次后定为2100元。而当年作为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拿的是一级工资，总数也只是610元（他老人家后来的巨额稿费暂不计在内）。

据说，那时的大学教授，每个月拿出十块钱来当伙食费，就可以天天吃山珍海味。因此，我们在读书时就听说，梅家位于西旧帘子胡同里那栋院落的那两扇漆黑色大门里，拥有私人汽车、钢琴、管家、保姆以及家庭医生，当然还有当时普通胡同居民们家里没有的暖气和抽水马桶。不过，在那个不能炫富也不敢“拼爹”的年代里，梅家的孙辈们，大多为人低调，尽量夹着尾巴做人，就连他们的名字也起得富有时代气息，比如：梅卫东、梅卫红。

梅兰芳唯一的外孙范梅强（梅葆玥的独子），当年也是我们同年级的同学。他大概是梅家第三代中目前唯一从事京剧事业的人。当年，在学校宣传队里，他专长表演样板戏，可以唱字正腔圆的京剧老生段子（比如《沙家浜》里的刁德一等）。据他的同班同学回忆说，当年在工厂学工时，学生们与工人们一起开联欢会，范梅强唱完一段样板戏后，工人们热情鼓掌，让他“再来一个！”老师告诉工人们，他是梅兰芳的后代。但“再来一个”后，工人们不再鼓掌了。他们说，梅兰芳的后代唱到这种水平，是最起码的。所以就不用鼓掌了。

杨振宁在三十一中校门前留影

荷兰著名左翼电影导演

伊文思的尴尬经历

还有一件与三十一中有关的事非常值得一提。1971年，闻名世界的荷兰著名左翼电影导演伊文思来到中国。周恩来接见了伊文思，希望他拍一部介绍中国现状的纪录片，以此来抵御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伊文思后来拍了九集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其中一集《球的故事》，就是1973年下半年期间，伊文思在三十一中当时的初中三年级八班拍摄的（我自己在1974年夏天进入这个班集体，纪录片镜头里的人们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影片记录了一次班主任老师和学生之间开班会解决相互冲突的故事。

两年前，我和几位当年参加过拍摄的中学同学还在北京电影资料馆观看了这部纪录片。今天看来，这部纪录片的故事内容谈不上生动有趣，音效光效也比较粗糙，纪录片里那几个站起来发言的“班干部们”更显得语言呆板和教条直白。但是，就当时对中国人一无所知的西方世界而言，这一切却是无比新奇。

值得赞叹的是，伊文思堪称世界级的纪录片大师，他和他的女助手玛斯琳（后来成了他的夫人）当年仅仅使用单台摄影机，在一个狭小的教室里一气呵成，十分流畅地拍摄下了这场师生之间的辩论会。对今天那些纪录片专业者而言，仍然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伊文思的《愚公移山》1976年在国外上映之后，却遭到了西方世界的抵制。有人怀疑这部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影片的真实性，甚至认为伊文思帮助中国人欺骗了西方。这种情况使伊文思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甚至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在欧洲找不到工作。也许我们中国人觉得亏欠了他，后来他的一部分生活费都来自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资助。伊文思自己也感到有苦难言，他抱怨中国人没有告诉他当年的实情，甚至连“林彪事件”的真相也向他这位“国际友人”加以掩饰和隐瞒。还有，当年拍纪录片时大量场景都是预先“安排”的，后来，在修改剪辑中又被迫删去了大量真实的镜头，等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再次来到中国时，神情显得忧郁，他认真地对中国人说：“为什么你们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你们知道我们这些在西方为你们说话人有多么困难吗？”从此以后，伊文思再没有拍摄过现实主义体裁的纪录片。1988年，在他去世前一年，他来中国完成了《风的故事》。在这部纪录片中，他既是导演又是演员。这部在中国西部沙漠地区拍摄的片子，内容虚幻、抽象而晦涩，充满了自我想象的梦境，颇具超现实意味。在镜头中，人们反复看到的是他那一头曲卷飘逸的银发和一双迎风流泪的眼睛。

面临“上山下乡当知青”的未来

在“知青”们面前，我属于小字辈。文革开始那一年，我刚开始上小学一年级，文革结束那一年，我即将高中毕业。按理说，我没有资格谈论“知青”这个过于沉重的话题。不过，“知青”这个字眼，其实从童年开始就和我们这代人如影随形。每当我看到“知青”这两个字，我内心仍然切实感到一种“痛”。这种“痛”不完全是来自后来从影视或文学作品中看到的“伤痕”故事，更是源自个人从小到大对“知青”们凄美命运的观察和记忆。

我在文革期间读中学时，一个经常性的活动就是倾听“上山下乡优秀青年”的报告会。记得当年有一个出自北京景山学校的“优秀青年”名叫唐若昕（1955年出生，著名作家唐弢的小儿子），他的讲用报告几乎风靡北京市的各个中学。记得他在报告中告诫那些未来的“知青们”：真的要立志下农村，就首先要过家庭关，要有“过五关、斩六将”的精神，其中包括爸爸关、妈妈关、奶奶关、姥姥关、叔叔关、姑姑关。唐若昕的报告是充满鼓动性的，一时间他成为我们这些中学生心目中的偶像。

1974年唐若昕到平谷大华山公社苏子峪公社插队。很快，唐若昕就先后担任了村党支部副书记和公社党委副书记。改革开放后，唐若昕开始了自己跌宕的仕途生涯，曾官至河北邯郸市长、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总经理等职。2010年唐因受贿罪被判刑14年，成为国有保险公司落马高官第一人。

古今中外，历朝历代，上战场打过仗的人不少，但真正经历过“知青运动”的人们，大概就是那一拨在文革期间毕业的中学生们。这也许是千载难逢的一段历史，因为能把导致这场运动发生的所有条件都准备齐，并不容易，比如，首先需要有一位至高无上、说一不二的最高领袖，这位领袖需要用亿万子民做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实验，这一政治实验同时也能转嫁积重难返的社会成本、缓解欲罢不能的政治危机，而且，这些亿万子民当时除了“被实验”的宿命以外，别无选择。

有一年春天，我和我的中学同学们去了北京郊区顺义县马坡公社的一个叫毛家营的村庄学农劳动。这个偶然与毛泽东的姓氏重合的北方村落，显然被他老人家试图改变中国的温暖阳光遗漏了。严重的物质贫困加上无效率的集体劳动，足以使我们这些将来有可能面临上山下乡的中学生们感到不寒而栗。当地的贫下中农私下告诉我们，其实在这几十年里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变多少。在生产队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一个朴实的农民发言说：“我TMD怎么也想不明白，像林彪这样一个每天大米白面可以随便吃的人，为什么要去谋害毛主席呢？这不是天下最大的傻X吗？”

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对“知青上山下乡”是暗中抵触的，怀有浪漫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毕竟是少数。1975年初，在我就读的北京第三十一中里，也出现了一个“踊跃报名去延安”的优秀人物。这是位还不满15岁的初中女生。她的激情和冲动来自一则有关“周恩来总理在延安宝塔山上流泪”的故事。真实的情节是，19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陪同当时的越南总理范文同去访问延安，站在延安的宝塔山上，周恩来看到宝塔山下贫瘠荒凉的景象，十分难过。当他听身边的地方干部说起杨家岭的老百姓至今还在吃谷糠充饥时，不禁流下了眼泪，并说道：“解放这么多年了，延安人民生活还这么苦，我们对不起他们啊！”

这位女生听完这则故事后，痛哭失声，并表示毕业后要去延安落户，不改变延安的穷困面貌绝不回城。这位女生一时间成了北京市（至少是西城区）青年人学习的榜样。不过，反馈回来的消息说，延安方面对这类事儿并不太感激，因为他们那里早已经是人多地少，动不动就来几个分口粮的青壮年，当地人真的十分为难。等到这位女生中学毕业时，文革已经结束。后来听说这位女生移民去了澳洲，从此毫无音讯。

最后一次听“上山下乡优秀青年”的报告会，是在1976年的11月初，地点在北京展览馆的圆形大剧场里，这里曾经是1950年代上演柴可夫斯基的俄罗斯芭蕾舞剧《天鹅湖》的地方。此刻，剧场里坐满了来自北京数所即将毕业的高中生。我记得，这场“上山下乡优秀青年”的报告会变成了一场闹剧，最后主持人只好在众人的哄笑中宣布收场。

1976年是我们这代人的里程碑。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都在这一年逝世。春天，爆发了四五运动；夏天，唐山大地震。秋天，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以他的妻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旋即被秘密逮捕。没有来自什么人的明示或暗示，几乎所有具备思考能力的中国人都下意识地发现：中国这座大座钟的钟摆在一个方向上摆到了尽头，开始摆向另一个方向。在文革的后期，几乎全中国的男女老少都被“运动”得疲惫不堪，即便是那些当初激进的人们，此时也开始感到厌倦了。

三十一中校园一角。周大伟摄于2005年

被“读书无用论”毒害的一代人

1977年高考恢复后，据初步统计，我们那一届的高中毕业生里，考上大学的不到10%。当我把这个10%的数字告诉几个外地朋友时，对方都会惊讶地问：你没有搞错吧！你们的学校可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好学校啊！（的确，三十一中距离天安门广场直线距离大约1000米，距离中南海的直线距离大约为500米）

中学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阶段，是一个人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最好时光。然而，对于在“十年浩劫”经历中学时代的人们而言，这段时光堪称“生不逢时”。中学生们一年里在课堂里上不了多少文化课，相当多的时间被安排去工厂、农村、部队及商店里学工、学农、学军及学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知道不仅耽误了多少青年人的学业。

当年的伟大领袖有一句名言叫：“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说得再明白点儿，所谓高贵者指的就是“有知识的分子”，“卑贱者”指的就是“工人农民”。此言属于“最高指示”，当年无人敢于质疑。不过，极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知识分子既然和工人农民比起来一无是处，两者的形象高低立见。可是当年“惩罚”这些“高贵者”的主要方法之一，竟然就是让他们去当所谓“形象光彩照人”的工人农民。奖励这些“卑贱者”方法，竟然是让他们去占领学校课堂去当形迹可疑、面目不堪“有知识的分子”。如此怪事，在世界文化教育发展史上，至今也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

记得当年有一句可以让无数“有知识的分子”感到无地自容的问题是：“你们读了那么多的书，其实连青草和麦苗都分不清楚？”的确，如果回答这个问题，世界上没有人比种麦子的农民更“有知识”了。可是，当时很少有人去稍微思考一下，对于那些将来不去以种麦子为业的人们（比如像杨振宁这样的物理学家、孙道临这样的电影表演艺术家、江平这样的法学家）而言，是否真的有必要知道“青草和麦苗”之间的区别？遗憾的是，在那个年代里，这句问话让无数“有知识的分子”自我矮化得心服口服。

在极端物质短缺的生存环境中，吃饭穿衣成了人们的第一要务。“读那么多书有用吗？”“如果没有工人织布、农民种田，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养活自己吗？”这都是当年流行的极端问句。改革开放后，人们发现，如果给农民好的政策加上适当的科学种田，吃饭的问题并不难解决，可当年怎么会就硬生生地饿死那么多人呢？“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入狱后，看到报纸上说如今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了，家家丰衣足食，很多人家过年时都是大米白面猛吃。他忧心忡忡地请监狱方面向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转告一下：“这样可不行啊，这样搞几年就会没有粮食吃了，对粮食要有计划，得发个票进行限制，不能这样敞开肚皮来吃啊”！真可谓“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

在今天的中国，极目所及，正是我的同龄人们占据着并即将占据着这个社会的重要舞台。但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平均素质其实非常糟糕。其中有些人如今或身居高位、权霸一方，或腰缠万贯、身家上亿，或满腹经纶、号称大师，但是这个世界的基本图像则是在文革那个混乱时代来到了他们的内心深处。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大致可以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无论是伟大还是平庸，在其成长过程中，这些像复印机一样留在他们脑海中的图像，通常只能获得局部的修改；不同的只是，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少一些。用钱理群先生的话说，“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

因此，我从来就没有乐观地认为 ——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担负起改变中国的重任。我们这代人的平均素质决定了我们不堪重负、无力回天。中国通向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路途，依旧任重道远。那些乐观的期待以及悲观的猜想，都无法改变这个漫长的过程。

雪莱说过：“我懂得以往，因此我准备为未来撷取一个警告，使人们可以从他的错误中得益，从愚行中提取经验。”总之，在值得中国人展望的未来十年时间内，这一代占据重要舞台的人们，在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中能否真正具有环球视野和人文情怀？他们是否具备为新时代所需要的创新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他们对“文革”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2011年11月19日草于北京

2011年12月2日修改于美国加州

2019年11月9日第二次修改于北京

三十一中足球场一角。周大伟摄于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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